2020年8月，《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开端》（The Year 1000：When Explorers Connected the World and Globalization Began）的中文版正在翻译过程中，作者韩森（Valerie Hansen）就这部新作和她的朋友、历史学者鲁西奇做过一次公开视频连线。2022年1月，该书中文版已经出版大半年，全球通航仍遥遥无期，对韩森教授的采访还是只能通过Zoom连线进行。韩森说：“这本书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完成的，如今我可能不会写下如此乐观的结语。”
主流观点认为，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全球化的进程：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8年达·伽马绕道好望角到达印度、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环球航行、1598年威廉·亚当斯抵达日本，欧洲船队通过远洋航行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打破了各个大洲之间相对孤立的状态，建立起全球性联系。从而，当时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文明和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扩展至世界各地。而在此之前，则是被称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
耶鲁大学历史教授、著名汉学家韩森基于30余年对中国古代史和丝绸之路的研究，以及自2014年起围绕公元1000年前后全球史的专题探索，提出了自己颇有些“反传统”的新观点：“公元1000年标志着全球化的开始。”
在《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开端》一书中，韩森写道：
“在公元1000年……维京探险者们离开了他们的家乡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穿过北大西洋，到达加拿大东北海岸的纽芬兰岛……将此前存在的横跨美洲的贸易路线，与欧洲、亚洲和非洲……连接起来。”
“公元1000年的其他活跃者还有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他们用漫长的海上航线，将中国与波斯湾城市阿曼以及距离巴格达最近的港口巴士拉连接起来”；“公元1000年的全球化推动者，包括北欧维京人以及美洲、非洲、中国和中东的居民……世界各地的人们第一次接触到彼此，今天的全球化便是其终极结果”。
韩森所描述的这些路线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环形世界。欧洲中心主义的“中世纪”说法被关于连接性和文化交流的讨论所丰富，表明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欧洲人只是利用了已有的贸易路线。她对于公元1000年前后世界各地生活的描绘也说明，尽管现代意义和经济史定义上的全球化还远未到来，但当时商品和人的全球流动已经开始对那些从未离开家园的人产生深远影响。
韩森同时指出，伴随着商品和人的流动，作为全球化镜像的逆全球化也已产生，开罗、君士坦丁堡和广州等城市均爆发过反对外国商人的暴乱。对于深陷全球疫情而对全球化进行着新一轮“反动”的当今世界来说，这本书或许更可以作为一个反思的起点。
对话韩森：应该思考如何控制全球化，降低它的负面影响
指向公元1000年的全球连接
第一财经：是什么时候、什么发现使你产生了将全球化的起点提前500年的想法？不同的采访和评论对此似乎有不同的说法。
韩森：你之所以会看到不同的版本，是因为实际情况太复杂也太无趣，所以我试着用不同的答案让它看起来有趣一点。事实是，当我完成《丝绸之路新史》（The Silk Road：A New History，2012）的写作，脑海中始终有三个时间点挥之不去：一是1004年黑汗王朝灭于阗国，二是1005年北宋和辽国缔结澶渊之盟，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两个重要的时间点；此外，公元1000年前后还有一个重要事件，基于树龄学（tree corering）研究得到的新发现，我们确切地知道，1002年的时候，维京人已经抵达北美洲了。那么这三个事件是否能关联起来？这是我的起点。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开始寻找资料，令人惊讶的是，那么多地方在公元1000年前后都有新的事件发生，研究进行得很顺利。以往人们觉得，相比1492年，公元1000年不是一个那么清晰的分界点，但我的很多发现都指向那个时间点。
第一财经：如果公元1000年是全球化的开端，你会如何定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早期丝绸之路的意义？
韩森：我认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之后的欧洲人全球航行，麦哲伦、达·伽马等，无疑是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而公元1000年以前的跨国旅行，如丝绸之路、罗马和印度的接触等，是地区性的接触，但没有事实证明这种接触在全球同时发生，美洲和非洲没有类似的事件。
第一财经：早期全球化似乎不是汉学家的传统工作，而是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王国斌（Roy Bin Wong）这样的加州学派经济史学家和世界体系史学家的领域。你是否受到他们的启发或影响？你所定义的这次全球化，与他们关注的1500年前后的全球化，除了年代上早了500年，还有什么关键的异同？
韩森：他们不是专门研究全球化。贡德·弗兰克的《中亚的中心地位》（The Centrality of Central Asia）中把中亚作为一个概念，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彭慕兰和王国斌也是很有意思的经济历史学家。不过我的研究更广泛一些，其中一部分内容是贸易，所以和他们有所重合，而他们关注的时间段也要更晚一些。此外我的这本书里还涉及大量宗教、考古方面的内容，这些他们没有关注。但我们都反对欧洲中心主义。
第一财经：你对全球化的定义似乎是，将存在于已知世界各地的长途贸易连接起来，最终绕地球一周。但直到1500年左右，才有了更被广泛认可的全球化，经济史领域则认为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有了第一轮全球化。你认为公元1000年前后全球化的最大壁垒是什么？你在书中写到了宋朝的高税收，也提到1500年左右的全球化，在于成功地“除去中间商，并免于向统治者缴纳关税”。
韩森：我认为是距离，是运输的困难。在陆地上，人们要么自己带着货物，或者让动物驮着货物，没有机械设备；在海上，海况是不可预测的，随时可能有事故发生，人们无法保证一艘船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确定的地方。关税在今天是个大问题。我在写书的时候发现，当时中国针对贸易的税收已经相当复杂，当然在中国以外，伊斯兰世界也针对贸易收税。如果税太高，商人就会去别的地方，宋朝会根据这一情况调整赋税，因为他们意识到，外国商人对税是很敏感的。但我不认为在当时，这一障碍和远行的风险一样大。
早期全球化塑造了当今世界
第一财经：你在书中比较了公元九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知识中心”巴格达和当时“唯一可能与其匹敌”的唐朝长安，认为长安虽然和巴格达一样拥有学校、图书馆和大量知识精英，但“中国学者几乎完全专注于中国古文经典，而这些经典可以追溯到距此一千多年以前”。作为汉学家，你是否高估了儒家在高度开放和混杂的盛唐文化中的地位，而低估了外来文化，尤其是佛教、祆教和景教这“中古三夷教”的影响力？
韩森：中国的文字历史很长，典籍丰富，而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学者没有那么多古籍可以研究。阿拉伯语在很长一段时期都不是书写语言，直到公元500年左右，人们才开始书写阿拉伯语，而中文在公元前1200年就有了。当然佛教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阿拉伯世界有百年翻译运动，大规模翻译介绍古希腊和东方科学文化典籍，可以与之类比的翻译运动，就是中国对印度典籍的翻译，来自印度的知识和思想对汉语言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即便如此，外国的学术和文学书籍占当时中国所有可阅读书籍的比例最多10%，但在阿拉伯世界，这个数字可以达到70%~80%，在材料的数量上有巨大的差距。
第一财经：你指出，发生在公元1000年前后的关键性发展之一，是全球许多地方逐渐成为几个主要宗教的成员。一个例子是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出于务实的原因选择了基督教。与推动全球互通的其他因素，如贸易需求、工业革命等相比，宗教在随后的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是什么？
韩森：人们出于不同的目的进行全球旅行，有的为了探险，有的为了赚钱，有的则是为了宗教扩张。三一教、祆教不在乎自己有多少信徒，但有些宗教是热衷于传教的，比如基督教。我想，早期全球化影响的主要是旅行的人，而早期传教的重大意义在于影响了不迁徙的更多人，我书里写到了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这四个宗教如今拥有全球约92%的信徒，而它们在公元1000年前后虽然尚未定型，但已经拥有了发源地之外的许多信众。
第一财经：书中最后一章的标题“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地方”，指的是公元1000年左右的宋朝。你认为是什么使当时的中国在全球化中处于领先地位？为什么这种地位没有维持下去？
韩森：中国，尤其是中国沿海地区，广州、泉州等，是当时全球化的中心。中国是技术的前沿、真正的手工业中心，中国的陶瓷、五金、丝绸、纺织品，居住在东南亚沿海的人、伊斯兰世界和非洲都想拥有。这是使得中国走在全球化前列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对贸易的态度，宋朝政府是鼓励对外贸易的，并会从中抽取一部分利润作为税收，这在当时是不太寻常的。你知道吗，当我们书写早期历史的时候，中国的资料总是特别多，对其他地方则知道得不多。至于为什么中国没有保持这一地位，那主要是彭慕兰要回答的问题。我的答案是，主要不在于中国不再做它一直在做的事，中国一直都是制造业中心，尽管明朝、清朝政府改变了对贸易的态度，但真正的原因是欧洲变了。欧洲经历了工业革命，而中国没有。这是经济学家马克·埃尔文（MarkElvin）提出的观点，他认为，由于人口众多，中国不需要解放劳动力，中国需要的是能够用同样的原料产出两倍产品的机器，而这样的机器并不存在。如果我们想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答案不在中国内部，而在欧洲。
第一财经：你在书中写到了公元1000年前后发生在广州、开罗、君士坦丁堡的数次针对外国商人的屠杀。就像今天随着这一波全球化的深入，不同族群、人群之间逐渐由相互加深了解与融合，滑向撕裂与对抗。这仅仅是缘于对外国商人财富的忌恨吗？还是全球化本身就隐含了深层的反全球化的动力，每一次都会随着全球化的加深而强化？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全球化的浪潮是一波波的，而不是线性向前扩展。
韩森：是的，我不认为是简单的对外国人拥有财富的仇恨导致了这些行动。不过这反映了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即便在全球化初期，它所创造的财富也不是平均分配的。我想这告诉我们，全球化的消极面在最初就产生了。但每一次技术上的重大进步都会推动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更大的框架中看中国
第一财经：你为写作本书专门学习了阿拉伯语，对你来说，它难不难？现在你的阿拉伯语和汉语水平哪个更好一点？
韩森：非常难！很幸运当时有个博士生在耶鲁教阿拉伯语，我成了他的学生，他现在是教授了。在阅读的时候我很依赖他的帮助，往往是我们一起读的时候，我能读懂，也能弄明白语法和句子结构，但我很快就忘记了大半。我的中文仍然比阿拉伯语好，主要也是因为学中文的时候我比较年轻。
第一财经：你亲身走访了本书写到的很多地方，比如玛雅、吴哥。你怎样规划你的写作、研究和旅行？能否讲述几个对你写作本书影响较大的旅途见闻？
韩森：我去了书中写到的超过一半的地方，南非我没去过，当时我还想到乌克兰的基辅罗斯做研究，但没有成行。通常我只是等着机会出现，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一切都很不一样，我在耶鲁教书，所以很幸运能够得到一些邀请。2015年，我在新加坡待了一学期，从那里我可以去很多地方，包括吴哥窟。英国伯明翰大学曾邀请我驻留，从那里我去了开罗。每次邀请都令我可以研究那部分世界，和当地的著名学者对话，就像田野调查。人们会说那是人类学家或者当代史学家的工作方式，但对我来说，亲眼看到一个地方的地理风貌、考古成果，能帮我更好地理解那里，也理解我手头的研究资料。这样的走访不一定得是长时间的，我在开罗只待了一个周末，仅仅是看了些清真寺，在一条遍布公元1000年前后建筑的街道上走了走，就理解了很多。
第一财经：你在厦门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多次去过早期全球化的重要港口泉州，能否分享一下你在泉州做“历史田野”的感受？真实的泉州和文献中的泉州是如何相互论证的？
韩森：当时我和丈夫一起住在厦门，厦门离泉州很近，所以我们去了很多次。泉州是可以步行游览的城市，我记得我花了大半天去看市舶司遗址，现在那里是水仙宫。泉州城里有一条很小的河道，你可以想象当年的人可能是摇着小船，跨过水关来到这里，和市舶司对话。在宋朝的记载里，官员会去那里市郊的一个地方看船舶启航，离开泉州。现在我们也可以站在那里想象那个场景。泉州实在太棒了，有很好的考古现场、博物馆。
第一财经：全书结语部分，你指出全球化的精神和启示，就是如何对不熟悉的事物做出最好的反应。能否进一步阐述这一结论对今天的意义？
韩森：这本书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完成的，如今我可能不会写下如此乐观的结语。当时的我比现在更加乐观。虽然意识到有些人没能从全球化中获益，但没有意识到全球化可以造成多么大的破坏。如果晚一年或者两年，我可能会多写一点全球化的代价，以及那些由于全球化而受到伤害的人。公元1000年，全球化仍然是新鲜事物，对人的伤害还没有那么大，但到了2020年、2022年，全球化已经有非常强大的力量，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控制全球化，降低它的负面影响。
第一财经：作为知名汉学家，你以前的著作，至少是翻译成中文的那些，基本上都是关于古代中国的。当然《丝绸之路新史》已经扩展了主题范围。而这本新作无论从全书结构还是篇幅看，中国都不再是观察和思考的中心，你的意图似乎是去中心化的，而强调贸易、迁徙、文化的流动性和相互影响。是什么让你转向一种宏大得多的视野，囊括越来越多相互影响的国家，甚至命名了一次中世纪的“全球化”？你今后的研究是会回到更汉学化的课题，还是在全球史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韩森：首先是由于我所在的耶鲁历史系拥有宽广的视野，这本书是不可能一个人完成的。回到前面提到的反欧洲中心主义，如果我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那些只对欧洲感兴趣的人多半不会读。所以我的想法是写一本关于世界的书，让更多人有兴趣阅读，并因此了解中国。我觉得这本书某种意义上也是关于中国的，只不过是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内看中国。目前我还不确定下一个项目是什么，但我很可能会寻找与中国海事和贸易相关的话题，这样我就能自己阅读所有的材料，而不用再学阿拉伯语了。一位在北京的学者说，他觉得我在写一个三部曲，《丝绸之路新史》是第一部，《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开端》是第二部，那么我的第三部会是什么？我觉得这很有趣，或许是一个思路。
《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开端》
[美]韩森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读客文化 2021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