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企业知识产权能力提升推进计划——数字经济竞争政策未来发展前沿论坛”分论坛成功举办。论坛由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竞争政策研究》编辑部承办。本次论坛云集了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山东大学、腾讯研究院、阿里研究院、抖音集团等全国各地高校、企业的专家、学者和代表们。各位专家学者围绕经济学视野谈垄断与竞争、数字经济创新价值与竞争政策、数据竞争问题、自我优待问题、数字经济的产业组织结构、并购反垄断问题、轴幅协议理论及实践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等八个主题展开探讨，共同为数字经济条件下完善公平竞争治理规则建言献策。

主题：数字经济的产业组织结构

主持人

于 立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分享人

吕本富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陈永伟 《比较》杂志研究部主管

与谈人

徐明弢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助理教授

吴绪亮 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

粟 日 阿里研究院行业研究中心资深专家

吕本富：《数字经济的纵向和横向结构》

吕本富教授首先提出，在研究通过竞争政策对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问题进行规制时，要对数字经济的基本发展规律有所了解，只有了解这些基本的发展规律以后，才能制定各种政策，才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关于数字经济的纵向结构，吕本富教授将其比喻为一根竹子，把竹节上面做一个中空，竹节和中空连续增长，就构成了企业垂直纵向的部分。例如，荷兰阿斯麦公司通过生产光刻机形成了专属资产，然后迎来下一步发展的中空，某种意义上它就获得了垄断利润，但其是基于技术创新所形成的“垄断”地位。由此，吕本富教授提出，数字经济的纵向垄断伴随着专属性资产和各种创新技术的沉淀，和反垄断领域的自我优待、捆绑交易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由于其是技术创新带来的市场垄断地位，所以对于数字经济的纵向垄断问题，应在既不违反公众利益，又不阻碍创新的基础上探讨对专属性资产和各种创新技术的合理保护周期。

关于数字经济的横向结构，吕本富教授引用梅特卡夫法则，即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解释了数字经济尤其是平台经济下“大网吃小网”现象。他认为，对于横向发展的数字经济企业，对它们既要保护又要规制，关键是互联互通的时间点如何选择，时间点过早企业无法分担巨额的沉淀成本，时间点过晚横向的网络公司覆盖面越来越大，可能会出现垄断。因此对于横向发展的数字经济企业，最重要的是规定它们互联互通的时间点。

吕本富教授最后总结认为，在数字经济领域进行规制，主要在于平衡点的选择，既要保护创新，又要保护公众利益，在这两个利益之间选一个最好的时间点，就能够达到“刀切豆腐两面光”。

陈永伟：《垄断寡头理论和平台竞争》

关于什么是垄断？陈永伟老师引用了希克斯关于“垄断利润”的描述——“最好的垄断利润就是过平静的生活”。但他注意到，根据美国证监会要求企业提交的竞争状态评估情况，一些公认的所谓垄断者，虽然占有非常高的市场份额，但并没有过上希克斯所讲的平静的生活。

关于竞争对手问题，根据2015年的数据，谷歌认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是雅虎、MSN和Facebook。Facebook认为自己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微软、谷歌、Twitter。亚马逊认为他的竞争对手是沃尔玛、苹果、微软和谷歌。以及根据雅虎财经的数据，可以看出那些大型的科技巨头会把跟自己主营业务不相关的企业作为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与通常意义上同业务之间的竞争不同。基于此，陈永伟老师认为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可能未必能够非常好地适合现在的市场状况。并指出数字经济时代的一个竞争结构的新现象：随着平台的兴起，很多领域都涌现出一家独大的所谓的垄断者，并且在成为垄断者之后，他们将自己的力量传导到很多边缘市场，支持小企业进行创业活动，然后利用自己的生态在不同的边缘市场上进行竞争。

关于这种现象，欧洲经济学家Petit将这种竞争形态称为“垄断寡头”，这种竞争形态又如下特点：（1）一般来说，每一个巨头都会在一个细分的市场上拥有很高的市场份额，并且具有很大的市场力量。在这个市场上，它们似乎是垄断者。（2）但是，这些巨头会在很多边缘市场上进行竞争。在这些市场上，它们的行为更类似于寡头。（3）巨头们在边缘市场上的市场力量更多来自于其基本盘市场。几个在边缘市场上竞争的巨头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基本盘。例如广告市场上的竞争。（4）巨头们在边缘市场上的手要竞争手段不再是价格或者产量，而是对创业资源，如资本、人力的控制。

对于这种现状，陈永伟老师认为，巨头们占据的基本盘市场通常是具有高市场门槛的市场。这种门槛可能是来自于高网络外部性，也可能是其他原因。例如，搜索引擎市场的爬虫和反爬虫机制。这些原因的存在会导致这些基本盘市场所能够容纳的最优企业数量比较小，所以有类似自然垄断的性质。从效率角度看，这种垄断是有效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仅仅拥有对基本盘市场的垄断并不能带来盈利。例如，谷歌搜索是免费的。它的盈利必须依赖于广告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取收益，它们必须要在边缘市场上进行竞争。这种竞争促进了边缘市场上的创新和效率的改进。因此，对这种竞争形态不能沿用老理论，而应该对其福利后果进行重新的评估。

陈永伟老师认为“寡头垄断”的竞争形态对现有竞争政策带来一些挑战，比如现有的相关市场理论还有没有用，如何评估市场力量（市场力量主要是外生的），如何评估多个市场的福利后果等。基于此，他认为应该重视这种竞争结构，并从几下几个方面进行进一步探索：第一，应该从多维度评估“垄断寡头”的程度，并尝试建立一个指数；第二，应该对应对基本盘市场垄断的手段进行考虑，搞明白究竟是应该用拆分、管制、反垄断，还是税收政策。第三，应该如何看待边缘市场上的一些垄断行为，比如对关键资源的争夺，以及“扼杀式并购”等问题。

徐明弢:数字经济领域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关于市场规制和垄断认定相关问题还需进一步探索

关于数字经济纵向和横向规制时间点的选择，徐明弢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如果给企业一段时间进行创新成本回收，实现专利系统创立的初衷；但如果所谓的“创新”只是单纯的商业模式的创新，或者只是把原来大家线下做的事情在线上做，这种创新的成本应该如何衡量？二是在数字经济领域以什么样的标准界定横向垄断和纵向垄断的时间点？

关于平台竞争问题，徐明弢认为数字经济领域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处在不断变化和扩张中，因此，在认定企业是否构成垄断行为时，应具象到具体市场、行业、边缘市场、要素市场、产品市场等，而不能泛泛地进行判断。

吴绪亮：产业组织是竞争政策的经济学基础，研究数字经济产业组织结构对制订竞争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吴绪亮指出，产业组织研究产业内、企业间的竞争问题，是竞争政策的经济学基础。细分来看，产业组织包括三大部分内容：一是市场结构。在产业组织理论中，纵向结构对应互补关系，横向结构对应替代关系；二是企业竞争策略。关于定价、产量、并购、研发、广告、进入、退出市场等；三是市场或行业的绩效和公共政策。关于利润、产品多样性、行业发展、创新以及公共政策等。随着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未来所有的产业组织都是数字经济形态的产业组织。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的产业组织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有哪些变化是根本性的或者颠覆性变化？相应的竞争政策应当做什么样的调整？竞争政策制订和实施应该是数字经济产业组织研究的“副产品”。产业组织研究清楚了，竞争政策就水落石出；产业组织研究不清楚，则竞争政策的效果可能就大打折扣。这里最关键的是要理解数字经济的商业逻辑，或者说生长逻辑。比如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的关系，投资与创新、创业的关系，市值与估值的关系，底层技术与商业应用的关系，大平台与小平台以及平台与商户、用户的关系等等，都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粟日：数字经济领域市场力量的真正来源是技术的力量

粟日认为，在中国，社会秩序和组织资源是最稀缺的是两种资源，而双边商业交易平台最大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商业秩序。同时，他举例指出，美国的电商集中度越来越高，亚马逊的份额越来越大，而中国的电商集中度越来越低，拼多多等社交电商，抖音电商等后起之秀的份额正在不断扩展，这是由于中国电商的履约成本建立在中立的物流供应链的基础上，通达系快递可以给任何竞争者送货，规模效应带来的履约成本降低，是所有竞争者共享的；而在美国，这是控制在亚马逊一家手里的，这是中美电商竞争态势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国又是一个存量市场，导致平台跨界竞争十分严重，而平台之间的竞争又是不平等的。他认为，在数字经济领域市场力量真正的来源并不是市场的力量，而是技术权限的力量，首先取决于平台类型，而不是规模。有的平台权限高，有的平台权限低，权限高的总能搞权限低的，权限低只能靠一些极端办法，要不就只能通过诉讼救济，如以卡巴斯基与苹果案为例解释这种市场现象，苹果可以下架卡巴斯基的应用，而卡巴斯基无法反击，因为苹果OS更底层，至于能否从其他角度解释这种现象还有待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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